这座总长268米、宽7米的钢铁巨人重达2500吨，横跨内格罗河，距离水面高度达17米。在其辉煌岁月里，这座桥不仅承担着机动车、铁路货运和客运的通行功能，更具备独特的升降机制，可供大型船只通过。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陈彦斌

【内容提要】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举措，为提升中国潜在增速提供了新思路。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尝试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供学理支持，更好地理顺宏观政策调控的底层逻辑。其核心在于，明确合理实施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大类政策的逻辑顺序和实现路径，通过将三大类政策“合一”切实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效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速。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再次强调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也明确要求到2029年完成所提出的改革任务。中国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2035年人均实际GDP比2020年翻一番，即15年之内应达到4.83%左右的年均增速。

近年来实盘配资安全吗，中国经济出现潜在增速下降过快而宏观政策应对速度偏慢、力度偏弱的现象。中国潜在增速的既有趋势难以满足经济长期增长目标，迫切需要将潜在增速提升到更高水平。根据笔者测算，自2010年以来中国潜在增速出现较快下滑，2023年已经降至5.4%，仅略高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增速要求 。随着经济体的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会逐步接近稳态水平，技术进步速度会由于接近技术前沿边界而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也会对我国劳动供给水平产生不利影响。考虑到生产要素增长面临这些制约因素，潜在增速可能将持续趋缓。因此，亟须将潜在增速提升到更高水平，才能保障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顺利实现。

以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为代表的既有宏观政策理论将潜在增速视为相对稳定的外生变量，注重使用短期稳定政策将总需求调控至潜在增速附近。这无法解释潜在增速的过快下滑，自然也无法就潜在增速过快下滑给出可行的政策建议。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为提升潜在增速打开了新思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将“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新要求与中国实践是相符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快速下滑与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密不可分。总需求结构、总供给结构等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导致中国潜在增速偏离其合理水平 ，形成潜在增速缺口。虽然中国宏观调控工具箱中已包含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等旨在培育经济增长动力和改善经济结构的中长期政策工具，但各类宏观政策之间尚未形成一致取向。这使得政策的调控效果难以得到充分发挥，难以打破多种结构失衡之间的嵌套循环，也就无法扭转潜在增速的下滑趋势。因此，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这一新调控理念为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提供了重要方向指引。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需要学理支撑，这样才能理顺“一致性”的底层逻辑，保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政策效率稳步提升。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尝试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供理论支持，并给出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可行路径。依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核心在于推动短期稳定政策、长期增长政策和结构优化政策协同发力、形成合力，并将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从而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箱中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就业政策等多个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可以归纳为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大类别。  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一致性的重点在于加强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的协调配合，推动三大类宏观政策“合一”。具体而言，结构政策可以系统性地优化宏观经济结构，为潜在增速提升打开空间；增长政策可以促进生产要素积累和有效配置，为潜在增速提升提供支持；在此基础上，稳定政策将经济增速稳定至潜在增速附近，以实现能够保障充分就业的合意增长。就非经济性政策而言，其虽然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运行，但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需要加强非经济性政策与宏观政策的取向一致性评估，确保各类政策协同发力、形成合力。基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可以构筑经济增长和预期改善之间的良性循环，并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效率改善、效果提升提供坚实保障。

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更高要求，需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尤其是完善各类宏观调控工具的协调机制。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不仅要注重增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取向一致性，还强调将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纳入统筹范围。《决定》再次强调要“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并明确提出要完善政策统筹协调机制以确保“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新调控理念得到有效执行。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不断完善提供了新思路，为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新保障。一是有助于节省政策空间和提高政策效率，从而改善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二是有助于打破传统理论所担心的协调失灵问题，将经济推向高水平循环。三是有助于更好地统筹短期稳定、长期增长和宏观经济结构优化三大类重要目标。四是有助于更好地打破微观主体的悲观预期，并推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等经济主体形成一致预期，有效提升企业投资信心和居民消费信心。五是有助于规避个体行为加总导致的“合成谬误”， 并且尽可能地规避政策叠加导致的“合成谬误”。六是有助于更好地化解国外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体现了系统观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将“坚持系统观念”“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 。坚持系统观念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处理好一系列全局性重大关系，确保系统整体运行的平稳安全；能够显著提升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能够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确保改革顺利推进；能够从全局出发评估改革成效，避免因为局部得失而停滞不前。从系统观念的立场来看，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两方面主要内涵：一是宏观政策内部的取向一致性；二是非经济性政策与宏观政策的取向一致性 。宏观政策主要包括旨在稳定短期经济波动的稳定政策、旨在培育长期增长动力的增长政策和旨在优化经济结构的结构政策 。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者的取向一致性既能够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积累直接提升潜在增速，也能够通过改善经济结构来推动潜在增速向其合理水平靠近，还能够通过切实提振总需求来巩固潜在增速的提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非经济性政策与宏观政策的取向一致性，确保非经济性政策与三大类宏观政策形成合力，从而共同推动潜在增速提升。

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原创性概念，超越了西方宏观政策理论和政策实践，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不是简单照搬西方宏观政策协调理论的“中国版”，而是能够统筹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宏观政策协调理论创新；不是简单地要求每一类宏观政策始终同向发力，而是要依据经济体运行状态进行动态调整，设计最优政策组合；不是一味追求所有宏观政策取向完全一致的“政策共振”，而是要坚持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的基本定位；不是要削弱市场的作用，相反要更好地发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支撑作用。虽然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具有理论上的突破，在实际操作中也积累了不少宝贵实践经验，但还需要进一步学理化，从而更好地解决提升潜在增速这个关键问题。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框架有助于完善“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底层逻辑并为其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

近年来，中国经济总体运行良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领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20—2023年中国GDP实际增速均值达到4.7%，而同期世界GDP实际增速均值仅为2.3%。具体来看，这一经济增速不仅明显高于美国（2.3%）、欧元区（1.0%）和日本（0.3%）等主要经济体的同期水平，也高于发达经济体（1.7%）和发展中经济体（3.4%）的同期平均水平 。也要看到，中国潜在增速的下滑趋势尚未得到彻底扭转。据笔者测算，201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为9.7%，但随后呈现下滑趋势，2023年潜在增速已经降至5.4% 。面对这一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到较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更高的潜在增速才能满足中国式现代化所需的增速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是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要实现第一步的目标，需要2035年人均实际GDP比2020年翻一番，即应达到4.83%左右的年均增速 。要实现第二步的目标，需要2050年的人均实际GDP比2020年翻两番，在更长时间内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国经济需要保持较高增速，为实现“两步走”战略安排打下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保持合理经济增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障。但是，根据笔者测算，在按照既有增长路径计算的基准情形下，2021—2035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均值预计为4.2%。其中，2021—2025年潜在增速均值预计为5.1%，2026—2030年为4.2%，2031—2035年为3.3%。因此，需要较大幅度地提升潜在增速，才能满足中国式现代化所需的增速要求 。

（二）更高的潜在增速才能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宽松环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大大增加。这就迫切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速和更强的政府财力为改革提供有力支撑。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尚未达到最优水平。就总需求而言，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因而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企业部门预期投资回报率不足导致投资规模难以有效扩大。就总供给而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长质量相对偏低，很可能导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一步下降。更高的潜在增速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为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提供重要支撑，从而为顺利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宽松环境。以更高的潜在增速为基础，可以使消费和投资相互牵引，推动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高水平动态循环，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条件。

（三）更高的潜在增速才能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

近年来，中国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部分群体就业问题仍较为突出，稳就业方面存在一定的压力。2020—2023年间全国每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均值达到1004万人，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青年群体的就业问题较为突出 。此外，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一定挑战，这也会导致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国始终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解决就业问题需要着力推动经济增长，较高的经济增速是增加就业岗位和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一方面，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只有做大经济发展的“蛋糕”才能做大就业的“蛋糕”。提升潜在增速可以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能力，实现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正向循环。另一方面，我国逐步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过渡到技术进步驱动型增长方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既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同时又能孕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有鉴于此，需要更高的潜在增速发挥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从而扩大就业容量，对就业形成有力支撑。

（四）更高的潜在增速才能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和缓解地方政府收支压力

近年来，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有待改善。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21年末的154.1%持续上升至2024年第一季度末的174.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从2020年的4.1%下降至2023年的-2.3%。企业经营效益不佳也导致其扩张意愿偏低。2020—202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PMI均值为49.9，略低于50的荣枯线。其中，中、小型企业PMI均值分别为49.6和47.9，较整体制造业企业的PMI更低。此外，中国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也有所加大，地方财政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地方政府收支压力主要有两方面来源:一是企业经营景气度偏低导致以税收为主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二是地方政府不仅在民生等领域具有刚性支出约束，还需要发力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因此，需要以更高的潜在增速保障经济整体运行良好，推动企业利润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提升，进而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和缓解地方政府收支压力。